今天是:

法二代这一群人

发布日期:
2016-10-12
信息来源:法人 浏览次数: 字体:[ ]

谈起对“法二代”的印象,与他们常有接触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新宇和《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的作者谢喆平给出了相近的答案:严谨认真,儒雅谦逊。谢喆平说,这大概是读书人家孩子的共同特征之一。

没有人会打着父亲的名义去做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时,能称为学者大家的人凤毛麟角。所以,这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法学家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人们对此充满了好奇。面对这个问题,几位“法二代”思考良久,给出的答案却出乎意料,“父亲好像并没有怎么管过我们”。王铁崖的小女儿王亭回忆说:“父亲并不会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王亭甚至主动要求,“爸爸,你能不能管管我”。与其说有什么家规,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才是最好的教育。端木美说:“书房是我们从小最重要的课堂。”晚饭后,端木正往往会在书房工作到深夜,年幼的端木美半夜起来,会通过书房门缝透出的亮光,知道父亲还在工作。端木美表示,看到他伏案的背影,这其中的触动比语言的教育管束更有效。平日里,父亲不在家,端木美姐弟常常会好奇地溜进书房翻看父亲的藏书和文稿,家里一幅巨大的俄文版世界地图,是他们最初认识世界的窗口。楼秉哲也常常待在父亲楼邦彦的书房里,更是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常人很难接触到的《参考消息》。 1940年出生的楼秉哲至今还记得,高二那年在父亲书房里看到一则关于美国总统的小故事,“书里写着,美国总统今天卸任,晚上下班回家是最后一次乘坐公车,第二天这个待遇就没有了,我当时感动得不得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跟我想象的情况一点也不同”。这也让当时的楼秉哲有了一个信念:“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碰了就是违规,这些年来这根弦一直在。”退休前曾是原北京机械学院院长的楼秉哲,每次出现都提着一个蓝色的帆布袋,勤俭朴素也是父辈们流传下来的家风。而低调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特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几位“法二代”最常提到的就是,“讲讲我父亲就可以了”。为了完成《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谢喆平接触了多位法学家的子女,“印象中他们对人、对事都是很彬彬有礼的,给人的感觉很踏实,无论是父亲在位时或是现在(退休或不在了),几乎没有人会打着父亲的名义去做什么”。

用父辈治学的态度工作、生活

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恩裕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这是1939年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被其导师、同时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奠基者的拉斯基教授称为:“这是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拉斯基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他对民国思想界的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杜威和罗素。吴恩裕的论文分为6个章节,每一章后面的注释平均多达百条,参考的文献英文居多。如果有不同意见,吴恩裕还会在注释中写出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拉斯基在美国任教期间,张奚若、蒋廷黻、金岳霖、曾炳钧都曾听过他的课。20世纪20年代,拉斯基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楼邦彦、龚祥瑞更是直接受教于他。一代学者做学问的脉络和态度可以在其中窥见一二。楼秉哲在大学写课程设计时,多次被父亲楼邦彦耳提面命:注释必须完整,一个也不能少。楼邦彦以及同一代的学者认为,“引用别人的东西,只要不是你说的话,一定要把出处写出来,否则别人会产生误会”。等课程设计写完以后,楼秉哲发现,参考的文献很多,不得不列举了一大堆的文章和人名,其中不仅有俄文的,还有英文的,以至于担心老师是否会觉得,这是故意显示自己外文懂得多。但是父亲对写注释的问题却很坚持,“那个礼拜讲了若干次”。对楼秉哲来说,这已经是父亲非常严厉的教育了。钱端升的次子钱仲兴谈到,上一代人做学问的风格都是这样,井井有条,认真细致。在钱仲兴记忆中,父亲钱端升的资料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他在《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中说道,“父亲甚至连某年某月某日收到谁的信、给谁寄了信都记在卡片上,记录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卡片箱,钱端升有近十个,“我想我们兄弟3个人都养成了这样一种做事的风格”。钱仲兴退休以后,因为退休待遇较低,又到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也许是学了我父亲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工作要求高,因为过度劳累,有了失眠的问题”。如同父亲一样,他也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 1978年,吴恩裕的儿子吴季松在准备赴法国访学所用的工具书时,有一本小开本的《简明英汉字典》已经用得很旧,外观比较脏,但这本词典又不好买。69岁的吴恩裕虽然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但仍旧亲自动手把儿子的字典修补好,把除书脊外的3个页侧都染成蓝色,让书从旧变新。这本字典也随着吴季松走遍欧美。如今,在吴季松办公室的书柜里,这本蓝色的字典还静静地躺在那儿。 1946年,上小学三年级的钱仲兴跟随全家从昆明回到北京。当时父亲钱端升把兄弟3人都送进了私立学校——著名的育英学校和汇文中学。钱仲兴已经不太记得学费要花多少斤小米了,只记得,“比公立学校贵多了”。不仅如此,钱端升还把钱大都(长子)和钱仲兴兄弟俩送进英文学校,课余时间学习英文。每天早餐必须是黄油、面包、牛奶的钱端升,也为孩子们买了《论语》《诗经》这些传统文化经典作品。张奚若在欧美求学多年,生活方式、待人处事甚至思维方式都相当西化,但是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是坚决不能做“高等华人”,外文要学,但是传统文化必须是第一位的,不能“胸无点墨”。 “法二代”中,很多人在上学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不得已中断了学业,但是父辈对于他们读书的期望,从来没有放下。李浩培的小女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凌岩在读中学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与其他的中学生一样下乡插队去了,等回到北京时已届而立之年。但是父亲却劝她参加高考,凌岩觉得自己老大不小,去和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竞争、读书,实在提不起精神。当时,凌岩的3个哥哥姐姐都已经读完了大学,李浩培对于小女儿不能上大学一直非常遗憾,因此特别希望小女儿也能继续读书。李浩培告诉孩子们,他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子女的,最主要也是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们都能够受到大学教育,能多学习,多掌握知识,他就满足了,至于以后的路就由各人自己去走。在凌岩的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并没有对孩子们的学习有过专门的过问,但是当她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时候,父亲却是十分的严格。凌岩读中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考试时外语却是英语,父亲就亲自给她找练习册、改练习题。有时候凌岩想偷偷溜到客厅看会儿电视,会被父亲催促,“快快快,别浪费时间,好好读书”。以至于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凌岩还是忍不住感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父亲确实挺严格的,当然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在“法二代”的记忆中,这些法学精英更多是父亲的角色,慈祥、和蔼、严肃或者寡言。如今许多“法二代”开始用做学问的态度研究、整理父亲的资料、文集,也许通过这些,他们会对父亲有不一样的认识,当时没来得及传承的家学风范,会在子孙辈重新兴起。


                                                                                                                                                                                       文 《法人》记者 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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