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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礼与法

发布日期:
2017-08-09
信息来源:法制日报 浏览次数: 字体:[ ]

  法治的希望就在于我们学会把一个人当作抽象的个体人看待。同时,当我们坚守自己的家园,明白自己的身份时,法治才是有根的

    任岳鹏

    陈忠实先生呕心力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鹿原》拍成电视剧播出,是许多人期盼已久的。一部《白鹿原》就是一部乡土社会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裂变的苦难史,更是一部民族秘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然而,乡土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并没有随之消失。剧中,素有“仁义村”之称的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具有乡土社会治理的完整要素和结构:族长、祠堂、乡约、学堂。

    族长是乡民的最高权威,要求德行好,办事公道,能为族人利益考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就是这样一个“腰杆挺得很直”的人物,在传统道德观下已近乎完美,令人敬畏。祠堂是供奉先祖、祈求先祖保佑、寻找身份归宿的地方,也是族人重大事项议决、执行族规家法、彰显族长权威的地方。白鹿村的祠堂就是这样一个神圣、神秘的地方。乡约就是族规家法,是传统儒家礼教的体现和载体。白鹿村的乡约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了详尽规范,要求所有村民都能烂熟于胸、严格遵守。学堂是传授子孙后代传统礼教、典籍的地方,是传递文化基因的地方。白鹿村的学堂设在祠堂的隔壁,去学堂必先经过祠堂,学堂与祠堂的功能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总之,在白鹿村,族长、祠堂、乡约、学堂四位一体,凝聚着世道人心,稳定着乡土秩序。

    然而,千百年来的白鹿村秩序在“交农”事件、“围城”事件、国民革命、农民运动、国共分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年馑与瘟疫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和冲击下,虽顽强对抗但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其变异的历程。其中最根本的挑战就是共产党人提出的“自由”“平等”观念。

    概括地讲,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核心规范就是“礼”,具体表现为“孝道”和“妇道”。作为子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尽孝,子女的婚姻由父母决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作为女人,最基本的要求是遵守“妇道”,嫁人要明媒正娶,在夫家要相夫教子,从一而终,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

    通过“孝道”和“妇道”,传统社会形成了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这样一种以身份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为最高权威的等级秩序。在《白鹿原》中,田小娥之所以不被族长接受,不能进入家谱,被当众施刑,并且死后还要被压在塔下,就在于她和黑娃的结合“不明不白”,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扰乱了人心,影响了整个村的生产力,成为了白鹿村的“祸害”。而作为鹿兆鹏之妻的鹿冷氏,任凭鹿兆鹏如何冷落她,也要坚守妇道。为了保持“妇道”,作为其父的冷先生,甚至不惜下重药使其变为哑巴。最后她上吊自杀以保全名节。对于传统价值观下的正反两个典型,共产党人却持相反的观点。鹿兆鹏、白灵肯定黑娃和田小娥的结合,赞赏这是“自由恋爱”,而把鹿冷氏看作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就孝道来说,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的子女给父亲洗脚的细节诠释着今天已经非常稀缺的孝道。然而,为了打破一个存在剥削、压迫的旧世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共产党人鹿兆鹏、白灵不惜与父亲反目、远走他乡,割舍了天伦之乐。如果说鹿兆鹏、白灵代表的是主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道路的共产党人,那么同样敢于冲破家族礼教枷锁的黑娃,代表的则是在党的影响下试图翻身作主的底层人。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破”与“立”之间。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应固守建立在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之上的乡约礼治,而应注重以自由、平等、人权为价值核心的契约、法治。然而,在存在着熟人社会状态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又该如何落地生根?

    从电视剧《白鹿原》里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并非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东西,它与传统的家族礼治是相冲突的。二者冲突的根本在于,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起点和基点是剥去一切身份和血缘关系的抽象的个体人(包括法人),其社会关系的基调是一种横向的平权关系。只有以这样的人和社会关系为前提,才可能存在市场、契约和法治。而家族礼治的起点和基点则是一个具有家族或集体身份的人,每个人基于其在家族或集体中的身份而进行交往,其社会关系的基调是一种纵向的隶属关系。法律面前讲人人平等,但家族里讲人人平等却是不适宜的;家族里人与人之间也不会大谈自由和人权,更多强调的是身份和责任。

    也许,法治的希望就在于我们学会把一个人当作抽象的个体人看待。同时,当我们坚守自己的家园,明白自己的身份时,法治才是有根的。内涵了自由与身份的“白鹿原”终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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